从“48小时吃上海”到“五天登五岳”，“特种兵式旅行”成为今年突然爆火的一种新型旅游方式。然而，当我们挨个打卡网红景点时，就真的抵达了远方吗?普利策奖得主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幻象》一书中回顾了“旅行”的历史，原来“旅行”曾经真的是一种折磨。随着交通的进步和跟团游的发展，“旅行”成了流水线产物。旅行的风险被保险公司承担，旅途中的景色被舒适的交通工具所掠夺——我们确实旅游了，但又好像没旅游。

《幻象》

(相关资料图)

[美]丹尼尔·布尔斯廷　著

符夏怡　译

新经典｜南海出版公司

文｜丹尼尔·布尔斯廷

旅行最古老的动力之一，就是为了看看陌生的事物。我们总以为在另一个地方事情会有所不同。

“旅行，”笛卡尔在17世纪写道，“几乎就是和生活在其他世纪的人对话。”由于饥饿、恐惧或受压迫而上路的人，希望新的地方更加安全，更能吃饱饭，更加自由。生活在安全、富足且体面的社会中的人之所以旅行，是为了逃脱无聊、躲开熟悉之物、发现异域他乡。

15世纪，发现美洲、绕非洲航行以及前往印度让人们睁开了眼睛，开阔了思想，并催生了文艺复兴。17世纪，环游欧洲、前往美洲和东方的旅行使人们见识到别样的生活方式，由此引发了启蒙运动。发现新世界总能革新人们的思想。旅行是催化剂，它让人思考得更快，想象得更大胆，催生出更热情的渴望。

19世纪中后期，随着图像革命开启，出国旅行的特性——首先是欧洲人的旅行，然后是美国人的旅行——发生变化。这一变化在我们的时代达到高潮。在此之前，旅行需要长时间筹划，花费极巨，耗时极长，可能威胁健康，甚至危及生命。旅行者曾是主动的，现在变得被动了。旅行不再是体育锻炼，而成了观赏运动。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我们十分熟悉，在此也有必要再提一次。首先，最显然的一个原因就是交通的进步。19世纪后半叶，铁路和远洋轮船真正把旅行变得舒适了，不适及风险骤减。整个历史上，长途运输工具第一次得以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能够卖给许多人，还十分廉价。庞大的跨洋轮船只靠外交官、出公差的人或像亨利·亚当斯这样为提升教养而旅行的人可填不满。消费群体必须扩大，包括出门度假的中产阶级，至少也要拉上上层中产阶级。出国旅行被大众化了。

显而易见的下一步就是“跟团游”。创造并推广跟团游的真正先锋自然是托马斯·库克。他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开始安排英国国内的特价火车游。他筹备的第一次团体游把将近六百人从莱斯特送到相距十八公里的拉夫伯勒，花费很低——打折后的双程三等车费，每人只要一先令。

很快他就开发了一系列便利服务：彬彬有礼、知识丰富的导游，酒店打折券，订房服务，防止疾病和偷窃的保护及建议。

精致的英国人对此很是抗拒。他们说，库克是在剥夺旅行者的动力、夺走他们的冒险，在欧洲大陆的风景里塞满没教养的中产阶级。“坐火车去，”约翰·罗斯金抱怨道，“我觉得根本不能算作旅行；这不过是被‘送’到一个地方，就跟货物包裹没什么两样。”

库克为他的服务辩护，他把这些旅行叫作“促进人类进步的手段”。他说对这些旅行的攻击完全是在摆架子，这些批评者都是老古董了。“认为罕见而有趣的地方不该由普通人享受，而应该只为‘特选’社会成员的利益服务，这多么愚蠢。但在这个进步的年代，再说些什么特权的胡话太不合时宜了，上帝把地球造得这样充实而美丽，都是为了人民；铁路和蒸汽船是科学一视同仁的光辉所带来的产物，也是为人民而存在的……最优秀的人，最高贵的思想，看见人民跟随他们的脚步，领略他们领略过的乐趣，只会欢呼雀跃。”

一个好的旅行套餐必须包含保险。在这个意义上，旅行的危险性成了过去式，我们买的套餐直接包含安全和内心的平静，别人帮我们把风险都承担了下来。

曾经，旅行者到处出行是为了结识当地人。而现在，旅行社的功能之一就是避免这种接触。他们总能找到高效的新方法，把游客和他所游历的世界隔离开来。

购物和小费一样，是游客还能做的寥寥几件事之一，自然会觉得购物刺激好玩。购物时，他真的可以遇见当地人，用他们的陌生语言讲价，还可以发现当地的商业规矩。简单说，他尝到了从前的旅行者曾经无时无刻不在体验的刺激和“折磨”——那时每一次交通服务、每晚的住宿、每一顿饭都需要亲自过问。

旅行者从未像现在这样，和他所游览的地域如此隔绝。最新、最受欢迎的前往异地的交通方式，也是已知最彻底地将游客与环境隔绝的方式。

最近，我在纽约爱德怀德机场乘机，登机时间是晚上六点半，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半我就到了阿姆斯特丹。我乘坐的是常规班机，飞在七千米的高空，看不见任何地标或航标。我飞跃的不是空间，而是时间。唯一能显露出我跨越了这么长距离的个人迹象，就是六个小时的时差。我在途中的唯一问题就是消磨时间。我穿越了空间，如此轻松、如此不起眼。飞机把景色从我这里夺走了。

游客到了一个地方，却没有任何旅途的经历。对他来说，哪里都一样：去这里或去那里，一样。

在很长时间内，去某地的感受与在某地的感受不可分离。现在，“一半的乐趣来自到达目的地的过程”。“罗马，”英国跨洋航空公司宣布，“是有趣的一站。”没什么比乐趣更千篇一律，无论哪个地方都一样。

现在，我们在路上的项目也很多。美国轮船公司的广告说：你离欧洲的距离，只差全世界最快游轮上的十五顿美餐。伊朗的鱼子酱，苏格兰的野鸡……全球美食任君选择，让船上的美妙体验更加丰富。船上有泳池、健身房、两间影院、三支梅尔·戴维斯旗下的管弦乐队。为您提供五天的冒险，探寻失落的闲适艺术。

前往当地的途中体验被抹消了。途中的一切经历都被我们换成了豪华享受——比在家里还好。

对19世纪向西推进的美国人而言，他们在路上共同生活的方式，塑造了他们抵达后的生活，就如传说中摩西带着以色列的孩子走过荒野，走出埃及，来到应许之地的四十年旅程，这段经历把他们塑造成了一个国家。向西开拓的美国人组织起来抗击途中的危险，在过程中形成章程和条规，让他们能够在到达后组建起新的社区。

现在，踏上旅途的人所冒的风险如此之小，其经历如此之贫乏，以至于到达某地的这段经历不知怎的变得越来越空虚，越来越琐碎。旅途经历的困苦越多，到达后的感受就越生动。当旅途成了“乐趣”，到达目的地也就和到达其他地方没有任何不同。

到达目的地的游客享受的是“改良”的观光设施，他所受到的隔绝几乎和路上的不相上下。现在，理想的国外观光旅馆和国内最好的旅馆如出一辙。床铺、灯光、通风、空调、中央暖气、下水设施都是美式的，但精明的酒店管理者当然会特别努力地保留某种“当地氛围”。

从一个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越来越快捷，时间本身也退化为对空间的度量。我们把自己的时代叫作“太空时代”，但对于我们来说，空间的意义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贫瘠。或许我们该把这个时代叫作“无空间时代”。这个星球失落了旅行的艺术，地上所有空间都变得同质，于是我们便在太空的同质化(或是多样性的希望)中寻求庇护。

外国，就像名人一样，成了对伪事件的确认。我们的兴趣大部分来自我们的好奇，好奇自己的印象是不是和报纸上、电影上和电视上的镜像一样。罗马的特莱维喷泉真的像电影《罗马之恋》里一样吗?香港真的像《生死恋》里一样吗?香港是不是到处都是苏丝黄这样的人?我们去那里不是为了用现实检验形象，而是用形象检验现实。

我们去的越来越多的是我们期望去的地方。我们被许诺会看到自己期望看到的东西，否则退款。不管怎么说，我们越来越多地旅游，但并不是为了看些什么，而是为了拍照。

同我们的其他体验一样，旅游成了同义反复。我们越努力、越有意识地去拓展自己的体验，这种同义反复就越无处不在。无论是要寻找伟大的榜样，还是要寻找在远方的经历，我们看向的都是镜子，而不是窗外，于是我们能看见的，就只是我们自己。

(本文摘选自《幻象》，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